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纯洁党内生活的一剂良药。毛泽东曾经说过，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开展自我批评的勇气和总结出的自我批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任弼时曾经指出，要进行反对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倾向以及贪污腐化的斗争，就必须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参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页）批评难，自我批评更难。从延安整风开始，任弼时始终强调自我批评对每个党员的重要性，并经常性地开展自我批评，为党内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作出了表率。这里我们不妨首先看一看任弼时在总结湘赣苏区的工作时是如何开展自我批评的。

湘赣苏区是1929年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恢复和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由于湘赣苏区是在“左”倾路线愈演愈烈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存在着如何评价湘赣苏区历史的问题。特别是湘赣苏区在“左”倾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执行了“左”倾中央的肃反政策，存在着个人恩怨的是是非非等复杂问题。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以王首道、张启龙、袁德生等为核心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成立，这段后来被称为旧省委的时期。虽然旧省委执行的是临时中央制订的“左”的政策，但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依然以“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罪名，撤销了王首道的省委书记职务，并打击了张启龙、袁德生等省委领导。1933年6月，任弼时到湘赣后成立了新的省委。这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态已经完备，“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自然表现要更‘左’”，但仍无法满足临时中央的“左”倾要求，任弼时领导的新省委仍被批评“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 469—470页）

由于处于战争时期，湘赣苏区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延安整风的后期。延安整风的最后阶段，抗日战争即将迎来全面大反攻，党的七大也即将召开，党中央认为有必要对各个苏区的历史作出结论。作为中央党的历史问题准备委员会召集人，任弼时也表示有必要对湘赣苏区的这段历史给予评价。正是因为如此，任弼时以当年湘赣新省委书记、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加了湘赣工作座谈会，他的发言也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

在发言中，任弼时开宗明义提出：“现在我们来检讨历史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从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出发，了解历史问题，检讨自己的错误。”（《任弼时选集》，第350页）作为当时湘赣新省委的书记，任弼时对自己在湘赣省委时期，由于认识上的失误，曾经执行了某些“左”的错误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作了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表示在他担任湘赣省委书记这一段工作中，还是有许多缺点错误的，执行的路线还是临时中央的更“左”的路线，在土地、军事、肃反等问题上是“左”的。他说：“今天看来，改组省委是错误的。反对王首道等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也是错误的。对张启龙以及甘泗淇这些同志的打击都是不对的。这责任不在同志们，责任主要由我来负。”他对张启龙表示：“我在湘赣也批过你，省委还把你的党籍搞掉了，这都是错的，责任在我。现在我向你道歉！”（《人民日报》1984年4月29日）

作为这次会议的实际主持人，任弼时的讲话没有浮饰推诿，没有文过饰非，他坦率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使到会同志很受感动。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王首道感慨地说：“作为一个领导者，既能坦率诚恳地批评别人，又敢于承担责任，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确实使我和到会的同志深受教育。”（《回忆任弼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页。）另一位当事人张启龙评价说：“他的总结发言，通篇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充满了实事求是和严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对于湘赣边区历史的回顾，对前后两届省委工作得失的评价，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令人悦服，的确是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总结历史经验的范例。这次座谈会和他的总结，对统一湘赣各个时期干部的思想，澄清是非，增进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人民日报》1984年5月13日）任弼时客观、坦诚的分析和总结，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使原来湘赣省委的干部统一了认识，分清了是非，能够心情愉快地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开展自我批评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容易。有些人在理论上可以把自我批评阐述得头头是道，一旦开展起来却支支吾吾，难以启齿。在革命生涯中，任弼时也有过缺点和失误，但他对此并不讳言，而且不断严格解剖自己、警戒自己，督促自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改正错误、改进工作。延安整风期间，他曾多次对自己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所犯的错误作自我批评。他坦言，土地革命时期他虽然对“左”倾错误有所抵制和批判，但仍然承认并执行过这条路线，他对自己一度自觉不自觉地贯彻执行六届四中全会确立的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一再作出诚恳、深刻、系统的检讨。在1941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43年11月的中央高级学习组会、1944年10月的湘赣工作座谈会上，他都以坦荡的胸怀、实事求是的态度作自我批评，甚至在为党的七大准备的发言稿中，他仍表示：“在过去党内领导犯三次‘左’倾错误时期中，我都参与成为积极的执行者，错误的性质都是偏‘左’。”他告诫和自己一样犯过错误的同志“是否能经得起考验，那就还要看以后的锻炼和进步”。（《任弼时选集》，第393页）任弼时的自我批评，不是为了了结个人恩怨，而是为了从中吸取教训，以此为戒，启发教育党内其他同志，使今后少犯或不犯类似错误。有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的率先垂范，延安整风时期，党内自我批评蔚然成风，为党的七大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搞好自我批评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必须心底无私，勇于承担自己应当担负的过失与责任。任弼时强调，开展自我批评的作用就是要“达到原则上分清是非，达到纠正党内存在的不纯和改善领导作风的目的”。为此，首先就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正确地自我批评，“不惧怕和正确地对待人家的批评”，只有这样才能转变工作作风、认识和纠正错误，只有这样才能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任弼时选集》，第453页）任弼时还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开展自我批评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指出，“把自己的缺点或错误密密地包藏起来，讳莫如深，那就不会考虑到改正错误的办法，就不会找出改进工作的办法”；反过来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不仅不会妨碍工作纪律之执行，“而且恰恰是在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中，用自我批评的态度揭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纠正这些错误之后，才能使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任弼时选集》，第 296—297页）　

任弼时之所以如此强调，就是希望党内同志能大胆使用、经常使用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这样才能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

在实践中，任弼时还总结出许多开展自我批评的好方法。比如，要根据党章的要求，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开展自我批评；要以党支部为重要载体，在支部内外开展自我批评，这不仅有利于干部自省，而且可以密切联系群众；要以“对己要严，对人要宽”为开展自我批评基本的态度，深入地检查分析自己的缺点及其产生的根源，找出改正办法；“应特别多注意听取群众方面的批评和意见，少作甚至不作解释和声辩”（《任弼时选集》，第448页）；要“虚心地、诚恳地、切实地”进行自我批评，并“毫不迟疑地立刻改正”（《任弼时选集》，第237页）；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结合起来，“有什么话大家都说，有什么缺点不隐瞒地揭发出来，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来改进今后的工作”（《任弼时选集》，第295页）；要把开展自我批评当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土改时需要开展自我批评，团的建设需要开展自我批评，做群众工作也需要开展自我批评。这些开展自我批评的方法，不仅有针对性，而且实用性强，对我们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少奇在任弼时追悼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革命职业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领导者之一。”（《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聂荣臻也曾说：“从共产党员应有的修养来说，我以为最值得学习的是弼时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强党性。”坚持党性原则，是做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是衡量党员立场和觉悟的准绳，作为我们党模范的共产党员，任弼时敢于开展自我批评的勇气，恰恰是他坚持党性原则的真实写照。